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英拉的为泰党及其前身，一贯照顾北方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而农民在人数上占多数，所以，如果“一人一票”地选举，为泰党总是赢，而反对派则无法上台。反对党声称，表面上看英拉和她的哥哥他信是照顾农民，实际上是用小恩小惠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资源。他们指责他信利用农民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先“政治改革”再举行选举，这实质上是要否定“一人一票”，而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人民议会”。
但是，“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金科玉律，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的命根子，怎么能否定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人一票”合理吗？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完美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在一个城邦小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直接选举民主，但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后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它理想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构想：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他们一定会理性地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而当选的人自然会大公无私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而尽心尽责；没当选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当选者的领导，做负责的反对派，在议会里参加理性的讨论；权力的移交自然也不会有阻力。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么理想的程度，天下何愁不太平？事业何愁不兴旺？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制度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叫人惊恐。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长远利益等等毛病已是公开的秘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2013年2月13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
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1/2月号刊登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美国还有救吗？》，他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
奥地利《标准报》2012年12月22日刊登题为《精疲力竭的民主政体》一文说：“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来，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政体——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已经不复存在。权力不再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还被要求参与选举，但这与是否意味着确实有选择的权力无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选民一人一票（当然经常有大批人不去投票）选出了议员，合法地组成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为了小集团服务还是为广大选民服务，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这种办法确实叫人失望，但在西方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
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必须有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如果谁也不想妥协，又视法律为儿戏，这一派强调宪法的这几条，那一派强调宪法的那几条，谈不拢就上街用暴力相威胁，那么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一张废纸。健全的社会需要法制，而法制需要遵法的意识。虽然泰国的民主实践已80多年了，迄今看来还是处于既超前又落后的状态，完善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有一些实例告诉人们：如果做事一味地理想化，希望一朝一夕就在人间建起理想的天堂，结果却往往会堕入地狱。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实行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魏玛宪法》，当时一些人认为，德国从此将从失败的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民主、富裕的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看到的是议会里不同意见的人相互谩骂，大放厥词，并在15年的时间里换了17届内阁，而议会外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此后的历史是大家都熟知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利用了当时民众宁要安定、温饱不要民主的心理，从而掌握了政权。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民主并不等同于一纸宪法和“一人一票”，民主还要求其他很多条件。如果一味地把西方民主理想化，一下子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过来，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动乱的恶果。这种事情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今天，名义上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极少是成功的。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迄今还是爆炸声不断，人民遭殃。看看那些毁了家园、丢了性命的人们，他们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呢？
彭博新闻社2013年5月22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现代历史就是发端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这听起来或许荒谬。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故事是西方大多数报纸社论、政治评论和演讲的基调，同时也是在非西方世界影响人们看待政治发展的宏观观点。”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知迫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话语霸权下，今天世界上已形成了“悠悠万事，唯民主为大”的语境。这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式的霸权。似乎当今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民主，只要民主了，其他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说不能只讲民主，也要讲集中，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是“独裁”、“专制”、“野蛮”。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人类基本的问题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安居乐业。在废除了封建统治之后，理所当然的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理论上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来个“全民公决”？西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称代表全民利益，创造出了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带有历史局限性。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未来：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这样的议会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呢？今天西方各国缺的是一个能为人民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服务的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而现实是一批批走马灯似的政客。
但是，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要人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全是拜西方民主所赐，西方民主是终极真理，西方国家的天赋使命是把西方民主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国家在文化传统、人口构成、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要一步一步来，原则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民主，提高公民意识，进入良性循环。有人认为，泰国目前的混乱只是必须付出的“民主的成本”。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坚持它，完善它，完全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西方许多政客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自封为判官，今天说这个国家不民主，明天说那个国家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因为没有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所以中国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西方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2012年11月2日写道：“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举例说，现在西方有许多国家频繁选举，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学者一直在探讨政府的合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大致归结为5条：第一，这个政府是否有号召力，提出奋斗目标，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满意度高不高，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或有改善的前景？第三，文化传统是否有利社会的和谐和理性处理社会矛盾？第四，大多数人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感受如何，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和平等的一员？第五，政府是否能体察民情，并及时、妥善地回应老百姓的要求？
由此看来，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是否能用政绩来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和拥护。
泰国的乱局让西方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们不再相信西方民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4年1月27日的文章说泰国的乱局是“凶兆”。作者说：“泰国可能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表现之一：脱离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转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亚洲一党制专制国家。”作者问道：“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是失败的法国、衰弱的英国和萎缩的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模式？还是不负众望的中国和新加坡政治类型？”
马丁·雅克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机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大有改进的必要。它们或许民主，但是它们的治国之道依旧业余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现在西方很多学者醒悟到，再也不要以西方习惯的固有的方式衡量中国了，马丁·雅克说：“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方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美国政治智慧库尼古拉·贝格吕昂说：“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更多尊重，不应强行向中国推销不同的政治制度。”
可惜，这些看法现在不是西方的主流意识。西方国家的某些政要有时口头上也说尊重多样性，尊重中国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还在明里暗里挑动、扶植所谓的“ 民主人士”，寄希望于这些人在中国搞什么花、什么颜色的革命，以证明西方民主的唯一真理性。
我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人为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治理，永远把人民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至于别人学不学中国，那是人家的事，不取决于我们。他们要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无法照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3年1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认为中美之间应互相学习，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经常举行选举投票，调查选民的观点。不过，政府还应当组建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选举圈外制定长期计划。”如果真这么做，不是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了吗？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至少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戴着“民主”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一口咬定：“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大大加快，从3%左右的所谓“印度斯坦速度”上升到8%—9%。可是，令西方不解的情况似乎突然出现了。2013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不久前，印度国内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认为该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但印度非但没有赶上中国，却反而开始倒退了。”客观原因当然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对印度与中国来说是一样的，而两国的表现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给那些为印度“民主”大声叫好的西方人带来了难堪。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先是2014年年初在孟买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继续为印度民主叫好打气，继而在西方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西班牙《国家报》2014年2月7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极为鲜明：《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原文提要如下：“令人悲哀的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
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阿什先生的语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可是，阿什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比如，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现在真的是“独裁”吗？难道中国下决心改革开放，推出那么多新政策，今天又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是“独裁”的结果吗？
曾经有许多人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之所以坚信西方式的民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得益于我在印度工作8年的见闻，领教了那里的多党议会民主。可以说，印度所有的政党都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穷人的利益。这样的宣言已经唱了60多年了，结果怎样呢？人民不需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争着给他一块糖吃，而是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根本上推行为全民造福的政策，从而使每个国民自己有钱买糖吃。
外人往往不知道印度的实情，而只听到西方的煽情宣传，说印度如何如何好，而中国又如何如何不如人家。例如，有人说印度人看病不花钱。我真感到惊讶。我在新德里时看到，公立医院看一些小病确实不要钱，就诊环境如何就不去说了，但那也只是在大城市。据2013年11月16日法新社报道，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新德里一个论坛上说：“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公共医疗系统根本不存在。”
阿什先生给印度鼓气说：“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真怪，按西方的逻辑，印度不是早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了吗？何待将来？不过我也想说：“印度，加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要探索自己的路。印度的民主慢慢总会改善吧，虽然路很长很长。印度领导人也很有信心，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2014年3月4日在力挺预算提案时声称：“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将和美、中并肩而立。我们拥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资源，但只有努力工作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余地，也不能做任何不理智的事情。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些分歧和争端，但共同点也很多。鲁迅先生曾说过：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希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同时富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