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这三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可以以胡适等为代表。1900出生的这一代人在1949年以前还比较年轻，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那个时候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这三代人深深影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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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把他的梦想付诸实践，几乎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虽然这只不过是宋教仁和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个时代，在宋教仁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只有80后有那样的梦。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那些精英，同样与80后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是有相当多政治共识的。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80后的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也有认同这样的梦想。
1881年生在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在1912到1913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后来以鲁迅而知名的他这样自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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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梦想当中。
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的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阔的视野，他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的气质，他有新的方法论。胡适迅速成为“五四”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寸。他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相信点点滴滴，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
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他的话明白如水，讲得很清楚，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们眼里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也有大批的人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都?Uacute;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当时，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要把中国变成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也可以说他们曾共有过一个少年中国的梦想。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梦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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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
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大约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做梦的142个人中，前面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也看见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尽管这当中年龄大的也有像马相伯这样的老先生，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还是很不相同。
这些做“梦”的知识分子中，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再也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条幅“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都是说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田三四亩、种菜一垄。这是“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我们看到他们的梦，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将会怎么样做梦？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他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1月4日在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当时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这样做梦——
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个“九一之梦”的时候，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
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那些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梦想的许多仁人志士依然活着，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需要做的就是赋予那短暂的人生以更长远的意义，而他们的梦想也激励着一代一代后人去努力实现。
来源：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