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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

作者:傅国涌

《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这三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可以以胡适等为代表。1900出生的这一代人在1949年以前还比较年轻,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那个时候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这三代人深深影响了中国。

A

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把他的梦想付诸实践,几乎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虽然这只不过是宋教仁和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个时代,在宋教仁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只有80后有那样的梦。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那些精英,同样与80后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是有相当多政治共识的。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80后的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也有认同这样的梦想。

1881年生在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在1912到1913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后来以鲁迅而知名的他这样自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B

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梦想当中。

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的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阔的视野,他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的气质,他有新的方法论。胡适迅速成为“五四”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寸。他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相信点点滴滴,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

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他的话明白如水,讲得很清楚,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们眼里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也有大批的人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都?Uacute;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当时,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要把中国变成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也可以说他们曾共有过一个少年中国的梦想。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梦想当中。

C

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

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大约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做梦的142个人中,前面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也看见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尽管这当中年龄大的也有像马相伯这样的老先生,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还是很不相同。

这些做“梦”的知识分子中,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再也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条幅“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都是说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田三四亩、种菜一垄。这是“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我们看到他们的梦,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将会怎么样做梦?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他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1月4日在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当时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这样做梦——

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个“九一之梦”的时候,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

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那些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梦想的许多仁人志士依然活着,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需要做的就是赋予那短暂的人生以更长远的意义,而他们的梦想也激励着一代一代后人去努力实现。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