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本知识形态在数量上很有限，要读完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计算机，对互联网上得来的“资料”，一定要依据纸质文本再校对一下，还要注意选择纸质书籍的版本。
■刻苦而不是投机取巧地读中国经典，比一般的读书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和未来意义。
关于读书，古人有两个对联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是“人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是“勤耕种无多有少，多读书不圣也贤”。从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M88体育教书，读书既是自己的J常工作与生活方式，也免不了在各种场合谈读书。今天权借“书林”一方宝地，梳理一下多年的想法和感受，未必完全正确，但敝帚自珍，愿望是予人玫瑰，同时也藉以自勉。
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
当今有一个概念叫“信息爆炸”，这是很多人说没有时间读书，或纷纷选择“快餐式阅读”的一个重要借口。但我完全不赞成这个判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和“信息爆炸”几乎同样流行的高频词叫“泡沫”。这些“泡沫”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知识和新经验，不符合“信息”的基本界定，所以如果只是“泡沫”喷涌和膨胀，就不能称作是“信息爆炸”。而之所以很难判断是否存在“信息爆炸”，是因为我还固执地相信知识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如同GDΓ不能代表经济真正的增长一样，借助现代传播技术而大量复制的意见和言论，尽管体量庞大，但却完全不同于知识本身的增长和进步。而那些在深层决定着各学科基本知识形态的东西，在我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一旦拂去熙熙攘攘的喧哗和骚动，它们的数量很有限，要读完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这个问题并不是始于今天。以中国诗学为例，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注疏与研究都堪称汗牛充栋，但基本文献其实并不多，粗算来也就是《乐记》中的几句话、《毛诗序》的几百个字、陆机《文赋》、钟嵘和司空图的两本《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诗概》再加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训练，其他的书读的多一点少一点不会影响总体格局和主要框架，但如果这些东西在阅读中缺席了，就会影响基本的理解和判断，是所谓的“丢了西瓜拣芝麻”。对经典的要求不仅是通读，要熟悉到如数家珍，而且还应当做枕边书反复读。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基本东西都是有限的和稳态的，如果对这些东西没有读透、没有下够功夫，就不可能做到“人门须正”，更不用说登堂人室了。所以在我看来，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
现在最可忧的是本末倒置，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典的通俗版本甚至是各种“麻辣”版本上，即在所谓“信息爆炸”中膨化出来的各种变体上。我曾对学生们讲，成长于计算机时代，幸运的是可以快捷获得大量信息，但不幸的则是也容易被海量信息迷惑和淹没，无法判断真假和取舍。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曾写过一篇《精神废料大纲》，其中开了很多在他看来属于思想和文化垃圾的书。但在今天，已没有可能再开出这样的读书指南。而如果想尽可能少上当受骗，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经典，特别是古人、前辈认可的经典。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家都忙了很多，认真读书的时间有限，就更应“好钢用在刀刃上”。
“与真理隔着三层”的互联网学术
搞学术研究不能依赖计算机，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体会。
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导致了“互联网学术”的兴起，但在互联网成为获取知识、理论和各种资料主要工具的同时，也使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一方面，计算机并没有像有些人宣称的“把世界一网打尽”。比如，2O世纪9O年代以前的很多杂志都没有上网，仅依靠计算机就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学术信息。又如，由于一些概念、习惯用法上存在的名称差异，特别是一些深刻的思想常隐藏在各种形式的文本中，我们常用的关键词检索很难把它们挖掘出来。而读书，特别是专业性的阅读与积累，在这个意义上依然没有过时。举一个例子，一位学者在研究文化输出时，曾请人在国外查共有多少中国书翻译到了国外，结果在互联网上查出了大约1OO种，于是就感慨并作为输出中国文化的论据。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在国内就出过一本近代西方翻译中国典籍的目录书，上面记录在案的就达数百种。另一方面，就是互联网知识的随意性和不严谨问题。在虚拟空间中，匿名的知识主体更缺乏责任心，很多网上发布的东西根本就不可信。但借助计算机的“复制”技术，一个错误的东西出来，甚至是一个笔误，也马上传播到全球。即使有人发现了错误，也没有办法更改。以讹传讹、三人成虎是互联网学术的一个严重弊端，更不用说上面还有各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断章取义”、“酷评”和“戏说”。最悲哀的是，现在基本上找不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
关于互联网学术，很容易使人想到柏拉图关于“床”的说法，他把“床”分为“画家制造的”床、木匠制造的“床”和“神制造的”(以理念形式存在的)“床”。柏拉图首重“理念”，所以“神制造的”最高级;次重实用，所以木匠的“床”居于次席;最没有价值的是“画家制作的”，柏拉图说它与真理“隔着三层”，是“影子的影子”。也可以说，由于一没有古典学术的渊实，二没有现代学术的精专，三是缺乏“利国利民”的现实情怀，所以互联网学术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差最远。但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当代人已不可能离开计算机。怎么办?一个保守的建议是用可以用，但不要“一棵树上吊死”。对互联网上得来的“资料”，一定要依据纸质文本再校对一下，同时还要注意选择纸质书籍的版本。如果是中国古代典籍，奉劝各位一定不要买地摊上的几元书，而应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过去出的为主。与不读书相比，如果读的是不负责任的假冒伪劣，同样也会贻害无穷。
推荐苦读，不赞同悦读
与过去强调“十年寒窗”或“板凳要坐十年冷”相比，在消费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想如何使“读书”变轻松，成为所谓的“悦读”。但我有一个不太合时宜的观点，就是不相信有什么“悦读”，或者说从“轻轻松松”中就可以培养出思想和科研能力。
朱子曾说读书的目的在于“变化气质”。我以为这句话悟透了读书的本质和目的。所谓变化气质，就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变化成理性。在变化之前，一个人的意识、心理和行为主要依据外界的机械刺激，活动模式是自然的条件反射。在变化之后，一个人才会根据他在学习中得来、积淀的理性素质来选择和判断。我很喜欢举、但时常觉得学生不一定愿意接受的例子是“突然被狗咬了一口”，如果被咬的是一个动物或理性能力低下的人，后者会不顾一切地反扑或迅速逃亡，因为它们完全按照本能做反应，或者是由于无力思考而听从本能的冲动。但如果是一个在读书、学习中充分成长的主体，他首先考虑的是为什么会被“咬”，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反思”或“转念一想”，显示出人与动物、理性主体与感性本能、文明人与野蛮人几千年、上万年的进化差距。因为在地球上，只有人才是有意识、能反思的主体。而人的这种能力主要是读书的产物。就此而言，读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别机械、枯燥、压抑和痛苦的训练，这个过程很符合“病蚌成珠”的原理，是把被感觉、心理、情感和本能上排斥的很多东西强加在个体感性生命中，目的是使原本依靠感觉、情绪、本能生活的感性人，成为按照必然律去思考、分析、判断和行动的理性主体。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是愉快和轻松的。所以关于读书，江南一带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穿牛鼻儿”，把小动物般的孩童用缰绳管制起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尽管这有点残酷，却是一个人成为理性生命的必由之路。所以在汉语中，关于读书，人们最常用的是“苦读”。其中我最感动的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他早年读书会读到“吐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认为他的学术成就超过了古代的“程朱陆王”。与之相比，那种为了取悦和诱惑人去读书的各种“悦读”方案，本身就是消费时代整个社会理性水平急剧退化的表现，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在当下还有一种观点，说什么过于理性会影响学生的文化素质或情商。我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以2O世纪中国学者文化素质的消长为例，其中最好的是上个世纪初在旧式教育环境下、“三岁读经”那几代人，不管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他们当年在戒尺和严厉规制下的痛苦训练，不仅没有影响相反还培育出更高级的文化生命与人文情怀。相反，当下那些以“悦读”为主题的各种花样百出的训练，真的提升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素质了吗?这是值得好好反思的。
做“真正读中国书”的读书人
关于大学灵魂或精神的讨论已经很多，我的看法是，无需胶粘于各种理念、口号或复杂的指数排名，衡量的标准不妨简单些，一是看有多少人在认真读书，二是有多少人在认真读中国经典。
关于前者，在一次校园文化建设的演讲中，我曾提出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两不”，即“不读书”与“不思考”。我们上大学时是什么书难读、难懂就争先恐后地抢购和钻研，像“走向未来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等。也不管能不能读懂，反正见了书就买、就读。但现在的学生有太多的活动和诱惑，忙碌得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更不用说潜心于独立的理性思考与学术探索。二是“两浅”，即“浅阅读”与“浅思考”。由于媒体过度发达，不管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一点，但由于“网上得来更肤浅”，所以也只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再加上新闻知识和网络学术的“断章取义”、“哗众取宠”、“以讹传讹”等问题比较突出，有时“浅阅读”的坏影响还会甚于“不读书”。而在一大堆混乱的、错误的知识基础上，根本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理性的思考和创新。
关于后者，更需从长计议。在西方文化日益成为主流和霸权的当下，有识之士备感中国文化传承的严峻性。近年来，人们常为我国国民阅读率低而焦虑，但比这更严重的是，我们敢不敢追问一下其中又有多少人在读中国典籍?在给学生开“中国文化”课时，我第一节课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有没有谁通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但悲哀的是，这么多年过去，至今没有碰到一个学生站出来。经济全球化固然为个体提供了多元的专业选择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中国人连《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都没有读过，那是不是有些遗憾?推其主要原因，我想主要是在文化观念、审美心理上的普遍“西化”，人们很难在唐诗宋词中找到令人激动、愉快的东西了。正如马克思说“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得音乐美的耳朵也毫无意义”，这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肯把剩余精力与时间花费在文化快餐上的深层原因。所以，我多次讲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应从一首唐诗、一首宋词和一篇篇古代散文开始。
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传承在当下越来越受重视，在版本整理、保护和数字化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还要追问的是“保留下来千什么”?如果只是在图书馆束之高阁或嵌人电子芯片，那显然也是一种深刻的悲哀。一个民族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不仅在于生理基因，更重要的是文化基因的差异，如果说前者直接反映在肤色、毛发与体质上，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精神本性与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何引导青年朋友读中国书，刻苦而不是投机取巧地读中国经典，比一般的读书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和未来意义。（刘士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