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中国艺术界自古以来自觉与不自觉的选择与行动，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激烈动荡或历史处在重大转折阶段、生活有了重大调整的关头，中国艺术界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并以突出的效果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而且，他们的态度与他们的存在，在这些关键时刻，往往体现了社会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体现了艺术的大美与人类的良知。
齐白石生于晚清，一生常处动荡危机之中，但他自求以布衣终身，总能在风雨飘摇中找到片刻安宁，在创作的天地里徜徉。抗日战争时，曾经与日本人卖画生意做得很大的齐白石困居北平，虽然他依旧靠卖画为生，也完成了来自日本故人与收藏家的委托订单，创作了一些认真的作品，但他绝不与北平的日伪当局往来。他在自家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因为客人委托的缘故，他经常要创作一些喻义吉祥的作品，但其心中的忧恨也时有宣泄。其时，他画过一件题为《作伴只芦花》的作品。表面上看，这是一幅漂亮的作品，红蓼鲜艳欲滴，竹鸡唧唧啼鸣，一派乡村生活场景。但是，他篆写“作伴只芦花”五字为题，清新欢快的画面却是如此忧伤的画题，这值得重视。红蓼，俗称狗尾巴花，因为枝干的瘦长平实、花朵虽红却无形，故民间识为草花，常长于屋角与水沟旁，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画题所谓“芦花”没有表现，一方面是为了体现红蓼的不招人怜爱，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老人强调自己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年代：万户萧疏鬼唱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件乍看十分阳光的作品因为一个阴沉的画题而记录了一个时代，表达了老人内心的抗议。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老人应胡冷厂约，创作了一幅扇面，画的是一株松树的局部，可见笔力遒劲；并题了一句诗“雷雨漫将龙化去，岁寒吾欲听涛声”，可闻声调激昂。无论是军阀混战的年代，还是外敌入侵的岁月，老人以鹰与松树为元素，创作了不少作品，以寄托自己对于民族栋梁的激励与祝福，以表达自己对于民族前途的担忧与展望，这个幅不盈尺的扇面对于人心的激荡，犹如万马奔腾。
我们也可以从徐悲鸿笔下的奔马、李可染笔下的水牛中体会到艺术家对于历史的感应，谛听到滚滚而来的大潮之声。徐悲鸿擅长写实人物的刻画，特别是大场面群体性的表现，在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举行义卖，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热忱，为此，他创作了无数以奔马为题材的中国画。李可染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时，根据当时社会与艺术界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苦学派”的精神，这包括对于传统的“以最大功力打进去，以最大勇气打出来”，对于艺术耕耘的“困而知之”等等，重要的是，李可染提出的牛的精神、苦学精神，既表现了他对于艺术的执着，也体现了他对于时代的认识：当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渐行渐远之时、愈进愈难之刻，更应当如牛一样的坚韧不拔。当艺术家的心声与时代与历史的呼唤共鸣时，当艺术作品的审美境界与民族事业的发展前景重合后，自然引得四方服膺八方响应，自然能在艺术的长河里成为里程碑。
艺术家作品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烈情怀与充分思想，因此而具备了一定感召力，因此而可能呼风唤雨，这让人联想到鲁迅的杂文、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与杜甫的诗，想起那些不屈的灵魂、腾升的狂飙与洞穿千古的浩叹。我们不能小觑那些精雕细刻的艺术家、也不能小觑那些浅唱低吟的艺术家，也不能小觑那些插科打诨的艺术家，也不能小觑那些闲云野鹤般的艺术家，甚至不能小觑那些有所得即举步不前、自我欣赏不已的艺术家，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铁板铜钹高歌“大江东去”自然比红牙檀板小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来得充实，来得激越，来得鼓舞人心，自然也来得主流，甚至因此而获得未来。对于创作而言，为天下所重是一大原则。这重，既是外界对于作品的重视，尤是作品本身的分量，所以，我们要十分在意作品思想含量的深刻与否、历史价值的厚朴与否与人文精神的凝重与否，不重天下之所重，便难以为天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