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各地纷纷打起“幸福牌”，人们对“幸福指数”已经不陌生了。然而最近，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招聘机构进行调研，推出了全国28个大中城市的“烦恼指数”（平衡指数）。数据显示，各城市白领平均指数为48.22，普遍“比较烦”。
且不论这项调研的科学性有多强、学术价值有多高，对具体城市的研判准不准，单就提出“烦恼指数”这一概念，就已经颇有现实情怀和辩证思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有幸福就有烦恼，有快乐就有痛苦，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必须正视的社会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幸福必须解决烦恼问题。从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来看，幸福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创造和体验出来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排忧解难、攻坚克难来开拓幸福生长点，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比如，从勒紧裤腰带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是一种幸福；从举国只看几个样板戏到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是一种幸福；从农民终其一生只能在土里刨食到走进城市成为新市民，也是一种幸福。
此次北大推出的“烦恼指数”，主要以城市白领为调查对象，总结出工作任务重、人际关系欠佳、角色模糊和冲突、职业发展焦虑等六大压力源，反映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工作和生活面临的困境、思想和观念上存在的困惑。与这样的调研结果相呼应，是职场上普遍存在的过度加班、不时发生的“过劳死”等现象，是路怒族、网络暴力、戾气怨气所折射出来的心理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指数”也是一种生存指数、发展指数，是全面客观把握社会现实的必要参照。
提升幸福指数需要正视和善用“烦恼指数”。“烦恼指数”提供了观察社会的新视角，也理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契机。“烦恼指数”一方面说明人们有多烦，烦在哪里，但客观上也提示了纾解烦恼、走向幸福的途径。
于个人而言，学会调整心态、释放压力，在追求物质成功的同时也注重心灵成长，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也重视与他人的合作共赢，在批评社会弊端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有所认识，才会让心灵逐渐和谐、言行趋于理性。于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而言，正视“烦恼”背后的社会问题，大力维护劳动者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舞台，拓展个人全面发展的空间，积极改善民生，缓解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生活压力，才能有效疏导公众情绪，为涵养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提供坚实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