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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逃回“北上广”年轻人咋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去年本报7月29日第17版《谁在“逃离北上广”》、9月16日第18版《“中产”的未来在哪里》曾对此作过报道)。 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相对于,中小城市有哪些特点?年轻人该如何结合实际安排自己的生活?

经济压力小了,但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二、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讲人情拼关系,“都市人”是否还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张超说,销售团队原则上说是回家乡常德落脚,但实际上总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窜”,他们的销售团队力量不是很强,无法与大的开发商、大的楼盘及商业地产接洽,实际就是在一些市县承销小的地产项目。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

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如何选择,人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从江西南昌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一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很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夏玲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我还是要回北上广。”夏玲说,后来她又南下,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为了不让年轻人再次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而纠结,大城市应该积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发展才能有奔头。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记者 崔 鹏 李 刚 谢卫群)